今天光明日报的“高端调研”非常值得一读。这篇题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调研报告的作者是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文中所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其实只是当下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聚合点。正视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必由之途。而任何回避和拖宕这一问题解决的漠视态度和侥幸心理，也必将为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所“报应”。
农民工不只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是以往制度安排传承下来的结果。但是，之所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其对沿袭至今、仍可决定其人生路径的制度化安排的“耐受力”越来越弱。并且，随着他们认知能力的增长，随着他们因很早就要开始的漂泊人生而“被迫”进行的城乡不同制度安排比较的增多，他们对导致其处境的制度的“耐受力”越来越弱还不是一个大问题，对这个制度的反感、反抗并付诸行为并最终形成群体性行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诚如调研报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他们是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的第三元状态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一句话，他们就是当今世代的一个体量巨大的社会边缘群体。因此，这个人数众多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其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对中国现今远远落后于社会转型现实、并拖住了社会转型进程的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体制和机制形成了倒逼之势。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和环境与其父辈相比，已经有了迥异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信息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其初始所接触到的社会价值观念并非都内嵌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意识。关键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大都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有过饥馑的经历，其向往城市生活的意识，不是基于温饱，而是基于机会。因此，在依据自己的意愿而选择行动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土地的依赖，更少生活的逼迫，而更多对平等的预期，更多对机会的向往。
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和向往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一点也没有超出中国经济的实际负担能力。正如前述，导致至少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最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些变革进程过慢的制度结构，大大限制了社会的容纳能力，从而把如此巨大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一个稍具平等意识，身在城市，心却无处安放的社会边缘群体，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确定而不定时的巨大威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发展之路就难言坦荡。
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不应来自“怕”，而应该出于“爱”，出于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生而平等的公民权利意识。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付出的太多，牺牲的太多，即使不提补偿的话，也完全应该在国家制度层面，迅速革除继续导致城乡不平等的制度限制。没有吸纳、融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社会就无基可建。
